庸叟其实无缘庸

——忆父亲钱剑夫先生与他的五位“贵人”

2019年04月03日 16:58:40
来源: 文汇报 作者: 钱定平

  钱剑夫(1915—2002),湖南常德人,我国经济史学家、文字学家。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、代局长,上海市银行总经理。1978年后,任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约研究员,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、分卷副主编,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。长期从事秦汉经济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,撰有《秦汉赋役制度考略》《秦汉货币史稿》《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》等专著及《洞庭湖的经济价值》《唐代的官僚资本》等论文百余篇。

  图为钱剑夫先生(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)及其部分专著。

  家父钱剑夫,原名鼎元,又改名健夫,晚年自号“庸叟”。其实,他一辈子与“庸”无缘。前些年我应邀回家乡湖南省常德市,当地报章竟称:“常德神童的儿子回来了!”此“常德神童”,即指家父。

  常德有神童读书一种子

  先说一下神童称呼的缘起。

  家父小学三年级时,学校规定放学前要对对子,对子字数与年级数相同。

  那天很冷,老师出题“天欲雪”,父亲不假思索对曰:“人思春。”笑谈就此传开:七岁小子懂何“思春”?其实此“思春”非彼“思春”。但说明,家父小小年纪已懂点儿“主动宾”结构了。

  进了中学,家父未读到毕业,时任常德国学专修馆馆长的先祖父毅盫公命他去接受书院教育。书院,彼时正日薄西山,家父却秉承父命,扎实地把经史子集“撸”了一遍。他的这一功夫之“扎实”,有“例”可证。

  家母去世后,家父晚年很是寂寞。我回国后常去看他,聊聊天,谈谈“蓬莱旧事”。不知怎地,那天忽想测一测他老人家的学问到底有多深。

  我从书架上随意抽出《论语》《史记》《孔丛子》和《杜甫全集》,又随意从各书中拈出词句,没想到,家父基本上能答出上下文。也许是“同乡”的缘故,他对《离骚》特别熟悉,能大段大段地背诵,而且是湖南的文白。

  有一次,我想找一位“冷僻”的诗人来为难一下老先生,便选了清朝黄景仁的“似此星辰非昨夜”,岂料老人随口便来:“为谁风露立中宵”!至此,我彻底拜服。这也是我后来写包括黄景仁在内的随笔集《千古风流浪淘沙》的契机。

  家父自小喜欢舞文弄墨,颇富文采;且练得一手好字,小篆、魏碑和大小楷书兼长。当然早就为文学创作而技痒,从三五少年时就写诗,写骈文四六体,特别写文言的或白话的小说。十几岁青年稚嫩的作品居然经常见报,也算不辜负这神童二字了。

  落花生相招香江“落花”生

  家父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,他说长沙话(湘方言,与属于官话区的常德话不同)、重庆话和英语都很挺括(沪语,很专业)。

  因为先外祖蒋国经将军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,家里颇有点日本氛围。先外祖颇看好这位自己相中的大女婿,所以鼓励他学了点日语。大概也和黄仲则当年觉得自己生于南方,缺少“燕赵之气”一样,那年,他出发了,却奔向当时并不发达的英属香港。

  这时,出现了家父生平第一位贵人:以笔名“落花生”享誉“五四”文坛的许地山先生。

  在家父搞他稚嫩的“新文学”创作时,就曾和许先生鱼雁往返。恰好,1935年经胡适推荐,许先生就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,当即写信给家父让他去港大。这时,家父的国学腹笥颇符合许先生的要求,就先旁听了一段时间。后来,许先生觉得可以转为研究生了。可惜,旋即出现了一只拦路虎:许先生的研究生须修梵文,以便将来转向佛学研究。家父实在不愿意舍弃国学而去学梵学,考虑再三,只得依依惜别——大概也讲了一些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讲过的那些话吧。

  1985年,我从美国游学回来,港大请我去当客座教授讲授“计算语言学”。我跟同事们说起这件事,他们都称是“父子同校,辈分颠倒”的趣事。

  家父当时住在港岛的摆花街,可惜要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了。在为《文汇报·笔会》写的《香江文化随笔》中,我谈到过这条街的今貌。

  生平治学杂博览却有序

  回到湖南,家父才发现,和“英国绅士”许先生相处,在港大那种浓厚的学术环境里经过一番熏陶,使他在追求文学之上,更添了一点学术憧憬:学习和研究理论的冲动洪波涌起。

  当时,他在长沙一家报馆担任编辑,同时还在湖南大学听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课程,他自己称之为“杂学”。

  为了就业、进修、读书,他把新婚的妻子留在常德老家,自愿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。

  抗战爆发后,家父回到家乡,转行进了当地政府的财政部门,也就有了研究经济和财政的机会。

  这时,他的第二位贵人出现了:胡善恒先生。

  胡先生,字铁崖,湖南常德人。先生出身北大,在日本和英国留学,著名财政学家。当时,他任湖南省财政厅长。家父从常德的战时财政情况出发,拟定了一个宏大的“改革计划”,寄给了这位厅长。

  也是机缘到了,胡厅长读后大为欣赏,当即把家父调到省府财政厅任要职。从这时开始,他有10年时间都在财经部门工作,就地取材,近水楼台,研究起财经问题,写了不少文章和论文,杂而有致。以至于抗战胜利后马寅初先生出版《财政学与中国财政》一书,其中称道家父为“中国著名财政学家”(大意)。其实,这位并未谋面的“学家”只是一位三十出头的财政职员。这是后话。不久,颇受蒋介石看重的胡先生调任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会计处长,也把家父和我们全家带去了。胡先生不但学识渊博、办事干练,还喜奖掖后进,为人极好。记得家母因沿途流离颠簸小产,正当严寒时节,胡先生竟双手捧着炭火炉子,一路步行送来我家!

  在胡先生门下,家父在学术上初露头角,如鱼得水,《战时金融论》《当前的动力问题》等书相继出版。

  学而优则仕 当官非所愿

  但是,行政院小职员的工资完全不能养活三口之家。后来,祖父母又来重庆投靠小儿子,经济更加拮据。恰好这时,家父的第三位贵人适时降临,他就是隶属江浙财团圈子的浦拯东先生,时任重庆总电力公司总经理。浦先生读到家父写的财经文章,非常赏识,就设法把家父调到身边,当了一名新旧文章都是拿手好戏的大秘,工资也一下子涨了25倍!

  也就在这时,发生了一件后来直到现在还在传扬的事。

  抗战胜利后,毛泽东应邀飞赴重庆,与蒋介石进行谈判。他住在桂园,我家就在山坡下面。负责保卫的蔡团长是家父表叔,一次来我家闲谈,说起毛先生的保卫工作很不好做,因为他黎明即起,且喜四处走动。家父说这不难办,我写一条子,你放在毛先生书桌上,他就不会再乱走了。蔡团长姑且一试,果然灵验。就来问个究竟。原来,纸上写着“晨风加厉,白露为霜。伏莽堪虞,为国珍重”16个字,家父用了《书经》里的典故“伏戎于莽”(草丛里埋藏着兵器)。毛泽东一看即明白。

  重庆选派接收敌占区的官员。上海是重中之重。浦先生就任上海市财政局长,让家父任主任秘书,实际上主持局里工作。此后四五年是家父在财经方面的著作大丰收时期,除了引起马寅初先生关注的报刊文章,《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问题》和《中国物价史》两本专著相继出版,奠定了家父作为财经学家和财经史学家的地位。

  接收大员是肥差,上海的接收大员更是极品肥缺,有所谓“五子登科”之说。家父也遇到了一件咄咄怪事。

  1945年9月底,自称“渡边”的一日本人来到办公室指名要见家父。家父首先叫他改说英文。渡边结结巴巴说,他是日本驻上海“居留民团”的头子,有一张支票要“送”给局座。家父马上叫来国库专员,支票“立即入库”。原来,日本在上海的全部工厂商铺等企业,它们的税是不缴给上海市政府的,而是由特殊机构居留民团收缴。这张支票就是上海开埠以来所有日本企事业的全部税款,款项之大简直可以挑战读者的想象力了。

  家父任职于政府部门,但最感兴趣的还是读书和写作,很少应酬。星期天,他基本上在建国西路茂龄别墅26号那间房子二楼书房里度过。

  屡屡佩青睐 大势却清楚

  这时,家父生命中第四位贵人露出身影了,他就是“最有美国范”的上海市长吴国桢。

  吴国桢也是从中文水平上赏识这位小他十几岁的“小老弟”的:家父代表财政局写的上报市府的呈文水平最高:要言不烦而文从字顺,自然给讲究文字的吴市长留下深刻印象,在市办公会议上经常点名让他发言。

  1949年5月上旬,吴国桢突然找到家父,问他“走”还是“留”?

  有了上面在重庆对于毛公的那番故事铺垫,不说也猜得出家父对于吴国桢是如何一番婉拒的了。

  1949年后,家父曾与新政权派来接收财政局的顾准先生共事一段时间,留下了对于中共高级财经干部的有趣回忆。

  后来几经折腾,家父当了中学语文教师。这期间,他结合教学,悉心钻研自小喜爱的文字训诂之学,同时旁及早年致力过的中国经济史,文史贯通而常有振聋发聩的论文问世。

  这时,他的第五位也是最重要的贵人出现了,那就是吕叔湘先生。

  说来我也算得是吕先生的一名“私塾弟子”。家父和我各有一篇怀念他的散文,同时收入《吕叔湘全集》。

  终于致大用 实至必名归

  吕先生对于家父几篇讨论古籍校注的文章评价很高。在他的奖惜拔尤之下,家父被聘为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和分卷副主编,并进入上海文史馆,晚年可谓否极泰来,实至名归了。这前后,他的《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》《秦汉货币史稿》和《秦汉赋役制度考略》陆续出版,还写了一本《对联大观》,为其五岁时就会对对子的佳话作了最终的佐证。

  家父一辈子虽有飘茵落溷之处,其实也是儒家子弟典型的一生。子曰: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,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,知者利仁。”我想,家父是做到了的。

  所以,表面上看,他从不跟命运斗争,其实,不管是在茵席之上“处乐”,或者藩溷之侧“处约”,他都把握好了自己,坚守底线而在学术上有所追求,根据客观条件最大限度地作了一个学者应做的事。

  这点,恐怕非我辈所能及。所以,写出来以飨读者,也许还是有点意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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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编辑 - 张旭